书法研究丨前人对《张迁碑》的怀疑

正文
前所撰文曾谈到，顾炎武首先对《张迁碑》提出质疑。顾氏之后，仍有许多学者怀疑此碑，只是由于年代悬隔，现在已难以一一指证。乾隆年间的金石学者牛运震在《金石图说》卷一说：

《白石神君碑》、《张迁碑》,昔人皆以为伪也。或曰魏人翻旧碑为之，综其实，不然。 从牛运震的语气来看，怀疑《张迁碑》在乾隆之前是很普遍的看法，因此，牛运震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提出这些“昔人”的具体名字来。金石学者往往不免佞古，一件石刻初出土面世之时，通常还有人敢于提出质疑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质疑的声音就渐渐消沉下去。

《张迁碑》即是如此。乾隆以后，随着《张迁碑》逐渐奠定了自身在汉碑和汉代书法艺术史上的经典地位，怀疑《张迁碑》的声音渐渐消失，乃至被主流的观点所淹没。除了《汉代石刻集成》一书提到《张迁碑》被疑为重刻的旧事之外，今天流行的各类著作提及《张迁碑》时，对这一段旧案基本上都闭口不谈。

事实上，除了前文提到的顾炎武、林侗、万经等学者之外，就目前已见文献来看，清代至少还有数位学者对此碑提出怀疑。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就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。其一为： 方纲奉使江西、广东，往返四过东平，而不得一观是碑。己亥秋，奉使往江宁，归途于十月二日晓发东平，入州学，获观是碑。碑在明伦堂西阶下，砖亭覆焉，顶圆，下无龟趺，中无穿(牛氏《图》:碑之四旁有螭绕之，今砖砌不见)。……在江宁时，汪君庸夫持旧拓残本来，谓今碑是重刻。予以今本对之，实是一石，岂以其无穿疑为重刻乎？必因顾宁人之语傅会为之耳。既得亲见原石，作歌记之。是冬还都，而扬州罗两峰以所藏旧拓本见赠，并为予绘《观碑图》云。

翁方纲第一次见到《张迁碑》原石，是在己亥年即乾隆四十四年(1779)十月。他看到的碑石，就是汪庸夫认为是“重刻”的“今碑”。通过今本与旧拓的比对，翁方纲认定二者同出一石，不存在“今碑是重刻”的问题。那么，汪庸夫怀疑“今碑”是重刻究竟有什么根据呢？汪庸夫似乎并没有向翁方纲明确说明，所以，翁方纲只能猜测：“岂以其无穿疑为重刻乎？必因顾宁人之语傅会为之耳。”

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：汪庸夫肯定是受到顾炎武的影响，才怀疑今碑为重刻，此其一；此碑无穿，这可能是汪庸夫怀疑其为重刻的根据，此其二。从有关文献著录和各种流传拓本来看，《张迁碑》确实并无碑穿，但众所周知，汉碑有的有碑穿，有的无碑穿，这是关于汉碑形制的常识，《两汉金石记》的作者翁方纲不可能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有无碑穿并不能作为判断此碑是否重刻的依据。 如果“无穿”可以作为怀疑此碑重刻的证据，那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：要么汪庸夫对汉碑形制缺乏常识，乃至无端生疑；要么汪庸夫见过有穿的《张迁碑》,或者他的旧拓所反映的《张迁碑》就是有穿的。可惜由于材料限制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法深入下去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可以由此确认，汪庸夫是认为现存《张迁碑》出于重刻的一位学者。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又云：

碑云：“治京氏易”,而朱竹垞《经义考·承师门》以欧、赵、洪氏所弗逮，遂不之及也。愚已载入《经义考补正》卷中。

《曝书亭集》卷四十七有《汉荡阴令张迁碑跋》,可以证明朱彝尊看过《张迁碑》。而且，在这篇跋语中，朱彝尊就碑阴题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“碑阴率钱从事二人，守、令三人，督邮一人，故吏三十二人。昔贤谓东汉鲜二名者，是碑范巨、范成、韦宣而外，自韦叔珍下皆二名，或书其字然邪？” 韦叔珍之类的二名究竟是名还是字，这个质疑是否能够成立，可以暂置不论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朱彝尊对《张迁碑》的态度是有保留的。另一方面，朱彝尊作《经义考》之时，十分注意使用包括汉碑在内的石刻文献材料，书中引证了《刘宽》、《刘熊》、《衡方》等诸多汉碑，卷一百七十一甚至还据《隶释》援引《严訢碑》以考冯君《严氏春秋章句》。

然而正如翁方纲所指出的，朱彝尊在《经义考·承师门》中却没有引证《张迁碑》中的相关材料。这究竟是什么缘故？难道真的如翁方纲所说，是因为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等人没有提及此碑，所以朱彝尊对其真伪有所怀疑？联系到朱氏在碑跋中对此碑提出的若干质疑，我以为，朱氏此举并非偶然疏忽，而是有意为之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对《张迁碑》采取这种有所保留的阙疑态度，是学术上审慎态度的表现。

如翁方纲《两汉金石记》卷十二所言，《张迁碑》确实有旧拓本和新拓本的问题。都穆自称得自文徵明家的拓本阙五字，而且没有碑阴和碑额，从年代早晚来看，显然应该属于旧拓本。后来，全祖望所见拓本亦没有碑阴，很可能也属于这个旧拓本系列。而朱彝尊、卢文弨见到的则是碑阴和碑额俱全的拓本，应属于新拓本。更不同寻常的是，在卢文弨所见拓本中，“都氏所云阙者，今皆可辨”。 后出的拓本反而比先出的拓本内容更丰富、文字更清晰，这也应该说是匪夷所思的。除此之外，清代学者王念孙也曾提出《张迁碑》中有后人补刻痕迹的说法，详见下文。

在“中国书法江湖”网站上，最近还有人提出《张迁碑》立碑时间上亦有疏忽，其所据乃是清人卢文弨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五“汉荡阴令张迁表颂碑跋”:“其记立碑岁月在中平三年，岁在摄提之二月，盖丙寅也。若唐鹿州宝室寺钟铭云：‘大唐贞观三年摄提在岁’云云，案是岁为己丑，次年乃庚寅，而亦云摄提，何也？”其实，这是一个误会。《汉碑集释》引《尔雅·释天》云：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中平三年岁次丙寅，称“岁在摄提”并没有错。有错的是唐代的钟铭，贞观三年岁在己丑，不应称“摄提在岁”也。